1931年7月10日、11日，北平小剧院借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南面的协和医院礼堂，连续两个晚上上演了一出讽刺喜剧《软体动物》。这部剧是赵元任根据英国剧作家哈伯特・亨利・戴维斯（H.H.Davies）的名作而改编的。剧情很简单，写的是有闲、有钱阶层的懒惰。白太太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富家小姐，有才干，自嫁给
《剧刊》何以关心此事？话要扯得远一点才能说清。
1929年9月，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教授余上沅、熊佛西等人，以戏剧系当年毕业的谢兴（即章泯）、张兰璞（即张寒晖）等六位同学为核心，组织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演剧团体――北平小剧院，实验推行他们理想中的小剧院运动。所谓的小剧院运动，梁实秋在《悼念余上沅》一文中说：“按所谓小剧院运动是一八八七年著名演员Andre’Antoine在巴黎发起，他集合一批年轻戏剧作家，在‘自由剧院’上演他们的作品，观众都是买长期季票的知识分子。他要演出的是优秀作品，外国作品也经常采用，绝不计较票房。此项运动在英德相继兴起，造成高潮。”在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有“发电机一般的推动力量”（见赵景深《文坛忆旧》第202页）之称的余上沅受这种思潮影响，尝试在国内推行，赵元任、丁西林、熊佛西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热心参与，于是成立了北平小剧院，由余上沅任院长，熊佛西任副院长兼秘书。他们采取业余演出的形式，不以赢利为目的，注重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，在当时北方剧坛很少话剧活动的情况下，惨淡经营，先后排演了《伪君子》《压迫》《醉了》等剧，大大活跃了北平的话剧舞台。
《软体动物》是推行小剧院运动的又一部作品。主创人员有这样几位：译剧赵元任，导演熊佛西，舞台设计余上沅、陈治策，主要演员马静蕴（饰白太太）、邓承勋（饰白先生）。因那时熊佛西兼任着《北平晨报》副刊《剧刊》周刊的主编，为扩大该剧影响，便利用《剧刊》这块园地展开了讨论。
1931年7月12日，即《软体动物》连续公演后的第一天，在《剧刊》第29期上发表了赵元任的《注音注调的〈软体动物〉》一文，主要介绍了翻译过程。所谓的注音注调，即每句的台词都注了音调。7月19日《剧刊》的第30期，鼎鼎大名的胡适发表了《〈软体动物〉的公演》，对这部剧评价很高，认为演出“是小剧院的最大成功，也是中国新剧运动的一大成功”，并说了许多夸耀的话，如称赞“能描摹出那位迷人的软体动物的神气”的马静蕴是位“天才的演员”。而“元任先生的翻译，都是可以给我们做模范的”，“我们在台下听了，差不多全不觉得这是一部翻译出来的剧本”。
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样的两篇文章：一篇是发表在《剧刊》第29期上余上沅的《〈软体动物〉的舞台设计》，自述了在舞台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。他说，“在目前的情形之下，设计是一回事，能否照设计实行是另外一回事”，北平小剧院自成立后“简直是贫无立锥”，“剧场是借的，往往还借不到手，布景服装也都是借的，不管合用不合用”，“其余的一切，照样惭愧得很，都是张家李家王家的东西，并且没有机会可以仔细的选择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戏剧艺术可说是“借的艺术”。他还举例说沙发应该达到怎样的松软程度、墙应该涂成什么颜色才更符合剧情的需要，因都是借的物品，不便改装，“在小剧院还没有剧场以前，根本上就谈不到舞台装饰设计”。
另一篇是7月26日发表在《剧刊》第31期上陈治策的《〈软体动物〉的幕后》一文，自曝了排演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花絮。比如正式公演前7月9日进行的化妆彩排活动，已到了当天的下午，许多事情却还没办妥，“大家疑惑次日是不是能公演得成”，“到了晚八点要作化装排演的时候，台上还是乱七八糟的”，“左右窗户还没糊上纸”，白太太用做道具的鼻烟壶一时没借到，就用了小孩吃汤药的玻璃瓶代替；双人沙发找不到，把两个单人沙发并放着权来充数；美人榻没有，借用四把椅子在上面蒙个白单子也凑合了。即便在正式公演的第一天，许多道具仍没置办利落，“左右窗户本该装上像玻璃的铁丝纱，但为经济起见，我们只糊上玻璃纸（开窗时发呼啦呼啦的响声，但观众应假装着听不见）。借来的长沙发是蒙着旧而脏的蓝布，我们只好把章元美先生的包车上所用的毛毯蒙上去遮丑”，“这一次公演总不能不说是草率”。
作为该剧舞台设计的余、陈两位，如此这般的来自曝内幕，若碰到普通的读者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就过去了；但碰到较真且艺术修养高的读者，授人以柄，问题就来了。
8月2日,在《剧刊》的第32期，林徽因（当时她还署林徽音这名字）发表了《讨论〈软体动物〉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》，对该剧提出尖锐批评。
和林徽因多有交往的李健吾，在《林徽因》一文中说她有“一副热心肠”，但“口快，性子直，好强”，“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，特别是文学和艺术，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”，“喜好和人辩论――因为她爱真理”。这篇《讨论〈软体动物〉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》一文，可谓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。
写这篇文章时的林徽因因患肺病正在北平西郊的香山疗养，未能亲临现场观看演出，她是读到《剧刊》上的相关报道后撰文的。文章直言不讳，针对余上沅、陈治策关于舞台的设计问题进行指责。
对于余、陈提到的在舞台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，林徽因说，“凡做一桩事没有不遇困难的，我们几乎可以说：‘事’的本身便是种种困难的综合，而我们所以用以对付、解决这些困难的，便是‘方法’，‘技巧’，和‘艺术创作’”。真正的艺术家对演剧发生的种种困难应尽心竭力来解决，像这样的“凑合敷衍”、“处处很将就些”，如何“要表达他的理想到最高程度为止”，而且这种种困难“决不要向观众要求原谅或同情”，因为“观众的评判是对着排演者拿出来的成绩下的，排演中间所经过的困难苦处，他们是看不见的，也便不原谅的”。此外，对于排演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，她也逐条提出批评意见，一点不存宽容。
林徽因的这些略带刻薄的指摘，使陈、余二人看不下去了，在他们看来，林徽因算是一个同道，早在1925年留美期间，就共同组织过“中国戏剧改进社”，倡导新剧。如今可好，话剧公演后，不仅一丁点捧场的话不讲，反而跳出来挑刺，不留情面地拿朋友开刀，这是不能容忍的，必须进行回击。
8月9日，在《剧刊》第33期上，陈治策发表了《〈软体动物〉用的白布单子――答林徽音先生》。文章起始即定了个调子，“我们愿看过那剧戏的观众给我们一个公平的批评”。针对林徽因的批评，他就自己写的那两篇幕后生活的文字做了辩解：“我那写的幕后种种文字，是不可作为批评的根据的”，因为这“只是一种趣话，有好些地方都不免夸大其词”，“具有笑料的资格的，为的是引人入胜”。并再次搬出在排练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来解释，甚至不惜拿出自己家中的白布单子（床单）做道具的事情等等。当然，他没忘先恭维林徽因几句，说在所有关于这出剧的讨论文字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《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》了，“林先生的态度是既坦白而又诚恳”，而这不过是虚晃一枪，下面才是文章的真意，更是说出了让林徽因难堪的话：“所以引为遗憾的乃是林先生没亲自看戏，只是根据本刊上别人的文字，因此有些误会”，“林先生，您干吗不牺牲一晚的时间去看一看我们的公演呢？假使你那篇文章是看了之后才写的，你一定会都批评得对喽”。意思是说林徽因根本没有评论这出剧的资格，不配谈这出剧。
8月16日，在《剧刊》第34期的显著位置上，余上沅也发表了《答林徽音女士》的一篇长文。他先承认自己写的那篇《〈软体动物〉的舞台设计》的确有些欠妥：“因为写的时候，布景还不曾借到手，其他一切用具，都还不曾动头。但是《剧刊》很想有几篇《软体动物》的文章来热闹热闹，小剧院也想‘宣传宣传’，于是约我写了那一篇……像这样不问实际，只管下笔写去，不知道多么不可靠，多么不该‘拿出来贡献给观众评阅鉴赏’”，这不过是以退为进的战法，“林女士根据了我的那篇不可靠的文章和陈先生‘具有笑料’的文章而作为文章，有的地方将来不免要以讹传讹”。文中，他再次强调目前小剧院因没有自己的剧场，物质上受到的限制很多，租和借是免不了的，许多好的想法苦于无力实现，所以根本就谈不上舞台的设计了，“这又如何去表达最高理想？哪位艺术家能不‘处处将就’而‘敷衍’”。随后又辩解说，“虽然是借，却也并非林女士所想象的那么‘杂凑’‘没有计划’”，并以那个白布单子举例说：“白布单子只有一晚搭过白太太的脚，他的面积之小，照上去的灯光之暗，并不曾跳出来打在我们导演者、设计者和舞台监督的眼上”，“因为我们的灯光可以补救，不幸而林女士没有亲眼看看，那是我们引为憾事的。”
陈、余文章的题目，都使用了“答××”的句式，这样的回答方式表明了事态的升级，必须当个事儿了。在林徽因看来，自己的苦心孤诣不仅没得到理解，还招致一番挖苦，若不回应，岂不默认自己是在栽赃。她从来不是个轻易服软的人，于是进行了反击。在8月23日《剧刊》的第35期，林徽因又发表了《希望不因〈软体动物〉的公演引出硬体的笔墨官司》。――写到这儿，顺便插上一笔，这篇文章未收入陈学勇编辑的《林徽因文存》，编者是把“文存”当作“全集”来操作的，力图使出版的林氏文集的句号划圆，但划圆又谈何容易，这么重要的一篇作品居然给漏掉了。
林徽因的文章，主要针对陈治策的诘难一一进行回击，全文如下：
八月二日在这刊上，我根据两位小剧院公演的设计人，关于《软体动物》的“设计”和“幕后”提到的几点困难，不避嫌疑的用技术眼光，讨论起来。公平说，天是这样的热，小剧院这次的公演的总成绩又是打破记录的成功，委实不该再“求全责备”有像我那样煞风景的讨论！看到本月九日陈治策先生标题答复我的文字，我怔了，生怕又因此引出真正硬体的笔墨官司，来增加剧界的烦恼，更增加我个人的罪过。
好在陈先生标题虽然有“答复”字样，来得怕人其实对于我所提到诸点，并没有技术上的驳难，也没有准确的答复，只有表示承认和同意，所以现在可不必再提了。他另有几个责问，现在我回答他：
（一）“干吗不牺牲一晚的功夫看一看”他们的公演？
答：因为鄙人是卧病在西山四个来月的一个真正的“软体动物”，没有随便起来的自由，更提不到进城看戏（虽曾提议却被阻止了），这是我个人没有眼福，并不是不肯“牺牲一晚的功夫”（不幸今天报上又误载鄙夫妇参与跳舞盛会的新闻，就此声明省得犯诳言欺人之罪）。
（二）“两次幕后生活”“只是一种趣话”“引人入胜”“可否作为批评根据”？
答：我认为根据设计人自己说的“设计”和“幕后”来讨论他们的设计和幕后问题是再对没有了。尤其是我所提出讨论的并没有与事实有不符之处，更没有引用别人“口传”关于他们布景的毛病，或是臆造他们公演时，布景上种种的弊病。只是对于他们幕后组织和设计态度上发了疑问。陈先生的“幕后”虽全是些趣话却也呈露出内容真相不少，所以我这不知趣的人也就因此求全责备了的讨论起来。
（三）“你忽略了‘完成了化装排演’这些字了”又“有些误会”又“化装排演和正式公演常有天渊的不同呢”。
答：我并未误会他们任何一桩事，（陈先生亦未说明误会了些什么）我现在更要郑重声明我并未将他们化装排演误会作正式公演，不止如此，他们正式公演的情形，我知道得很详细，我所以不引用别人报告传说的缘故，就是要公平，要慎重，不敢“根据别人口头传说”。至于化装排演和公演并不该有“天渊之别”是浅而易见：排演的目的是练习次日公演时所有各方面的布置，试验各种布置之有无弊病以备次日改良的。化装排演太乱，道具与次日公演时用的太不相同，则这化装排演基本功用和意义已失去不少，次日公演的成绩必会受其影响的。
（四）“那篇文章如果是看了之后写的，你一定会批评得对喽”。
答：前篇文章是根据他们设计人的文章写的，差不多全是讨论，无所谓批评。讨论诸点如（一）布景不该因为有困难而“处处将就”。（二）“借”在布景艺术里是常情，不应将这困难看过重了。（三）因为他们本来要白单子而又换了毛毡（深色的）使我对于他们色彩设计怀疑，疑心他们对于色彩调和问题并未顾到；疑心他们对于色彩问题，根本不讲究；疑心他们不理会到寻常白色在台上之不相宜。（四）如窗子玻璃等小技巧，他们未曾实验些较妥方法，似乎不算卖尽力气的认真。
这些问题我希望都没有议论错了。陈先生对第二点已完全同意，别的却也未指出我不“对”的地方。
（五）“公平的批评”“成功不成功”问题。
答：我没看到公演，所以我文里第一段即将我的立足点表明了。我说“读到文章……所得印象”……等等。即对于布景也是因为没有看到公演，所以没有胡乱批评一句话。我是根据看过的人不满的意思（并且公开发表出来的），再根据当事人，所述的幕后的确实情形，用技术原则，探讨其所以不满人意的原由。在事前我虽详细的问过八九个对新剧有见识的朋友，他们那一晚对于布景的印象和意见（失望或是满意），我却没有引用这“口头传说”为的是谨慎，公平。现在陈先生既要“看过那戏的人”公平批评，我只得老实说，他们多人没有称扬只有不满这次布景，是个不能否认的事实。也因此我有“成绩上有失败点”的话，（注意点字）这并不是说他们这次公演不算一个总成功。请别“误会”。
其实演新剧最招物议的常常是布景，而新剧的布景也实在不容易讨好。被评论本不算什么一回事，布景人宜早预备下卖力气不怕批评的勇气才好。再说，一新剧本来最负责的人（也就是最易受评论的人）是导演人，这次各方面文章里“导演”两字竟没有人提到，更不说有人评论，这个到底是导演人之幸与不幸还是问题。我承认这次布景上文字，本来只是设计人自己的几句“趣语”，不巧遇着我这样不知趣的人过于认真写了一大篇。俗语说“冤家怕是同行”！不过每件学问的促进常是靠着“同行”的争论的，希望两位设计人特别大量谅解和优容。
（六）关于时间欠从容问题。
严格说，时间是在设计人的预算之内，根本就该从容的，除非有不得已的情形和意外。协和礼堂不能早借，这情形的困苦，我是知道的，并且表十三分的同情。区署不准演的确是意外，如果已办妥应办手续。天下雨却不在例内，“道具”不早借而要等“最末一晚”也未免奇怪。陈先生提到如何大雨不能骑车，折回等情，是否足够做布景不能如意的阻碍，好像和我上次设下的比喻“起晚了没有买到钉子”相类的不能成立。
末了，天实在是太热，人也很病，我诚意的希望这回不成了笔墨官司，互相答复下去。我的“软体动物”期限一满，不难即和小剧院同人握手的，看守人迫我声明，这是我最末次的“笔答”，不然这官司怕要真打到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去。
至此，双方的观点都已摆出，说服对方又很不易，再争下去恐怕分不出个你长我短，《剧刊》的主编熊佛西遂在《剧刊》第35期上以编辑者按语的方式表明了态度：“关于《软体动物》的稿子，本刊已经登得不少了。希望读者在此后勿以此类稿件见赐。编者正在软体化（病了），这大概是多登了《软体动物》的稿子的报道吧？”其实，未必是编者病了，大概还是旨在尽快平息争论吧。
《软体动物》公演后引发的这场笔战，历时一个半月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成长期中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。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客观上有益于促进戏剧艺术的发展。可惜的是，这场论争多少年来未被提及，充溢着诚恳批评坦荡驳难，体现了当年文化氛围的鲜活材料，没能被很好地利用。近年来有关林徽因的传记一本接一本出版，有些作者往往不惜笔墨地描述她的恋情，甚至去虚构一些故事，反而忽视了其直率、好强的一面，恐怕这不是写好传记的正途。这次笔战，这篇集外文的发现，或许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一个更加全面而又真实的林徽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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